一
我在市内一家个体小书屋打工谋生已经整整一个月了,在这之前,我连想都不可能想过,自己竟然会一下子跌进生活的底谷。然而,这却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我的话里没有丝毫的夸张和矫情的成份。尽管这里乘车回家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但是中间我还从没有回去过,不是我不想念自己的亲人,而是我实在无颜面对着他们,见了他们我真不知该如何启齿开口。
每当夜深人静,我身心疲惫地躺在书屋小阁楼上的小竹床上,不堪回首的往事便像一幕幕电视连续剧似的历历在目。一句话,所有这一切全归咎于十三年前阳春三月的一个上午。因为在那个上午,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迈出了万丈雄心的第一步。
那是一个让我刻骨铭心无法忘怀的上午。那是一个温暖和煦处处洒满了阳光处处充满了春天气息的上午,那是一个十分遥远而又触手可及的上午,那是一个彻底改变了我命运轨迹的上午。那个上午所发生的一切,我至今依然记得清清楚楚。
那天上午十一点半钟,我在县人事局办完了工作调动手续。从此,我终于退出了人民教师的光荣岗位,而摇身变为行政队伍中的一员。此时,我激动得几乎不能自持,幸福得头晕目眩。我有生以来,初次感到了生命竟是如此地妙不可言。
我从政的愿望,虽说由来已久,但真正促使我下决心付诸于行动,乃始于去年“国庆”节期间,我回农村老家,父亲与邻居赵大伯的一席谈话,深深地撼动了我的心灵。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想了许多许多……从童年的憧憬少年的希冀青年的拚搏到目前的探索,分析了所有的利害得失,最终做出了人生道路的重大抉择。
赵大伯是我村里的文化人,他年轻时读过高中,在学校里品学兼优,只因家庭成份高,被剥夺了升大学的权利。他家里藏有好多古书,我小时候常常借来阅读,不懂的地方便向他讨教,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为我解惑释疑。在我的记忆里,他似乎很少遇到难解的问题,无论何事他总能说出个道道。因而,我对他祟拜得无体投地,而他也对我甚为赏识,逢人便说,这孩子小小年级就这般用功,长大了肯定出息。我正是在他有意无意的鼓励之下,发愤努力,成了恢复高考制度后,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
我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两个月前,我村的张书江回家乡调研农村文化建设方面的课题。他在首都一所著名大学里担任社会学教授,回村时顺便拐到了乡政府,与本地的父母官接个头,打个招呼。乡里为表示对他的工作支持,找了辆半旧不新的面包车,派了个文化站站长陪同着他回到了村里。他在家的十几天里,官方只有一位副乡长礼节性地来探望了一回,再也没见到其它干部露面出头,他走时悄无声息,冷冷清清的。
而我们东边的赵岗村,出了一位省办公厅的小小副处长,前几天回来时惊天动地的。返乡前夕,村里干部兴师动众地组织青壮年劳动力把村边坑坑洼洼的地面用沙石垫平。回村那天上午,全村的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几乎全部出动,自发地跑到村头相迎,接着又前呼后拥地把他送进家门,欢声笑语撒满了整个院落,不亚于当年穷苦老百姓欢迎亲人解放军的热烈场景。没多久,看望他的县乡干部一拨接一拨地乘着小车来来往往络绎不绝。赵岗村的人逢见一个外庄人就炫耀说,还是俺村的狗娃(那个副处长的小名)能耐大,连县委书记、县长都在百忙中抽空来看了他。
赵大伯遇事爱发个议论,他牢骚说,还是孔夫子说得好:学而优则仕。如果读了一肚子书,换不来个一官半职,读它何用!教学教一辈子还不是一个教师?教的差了,误人子弟;教的好了,无非夸你两句。而在官场里可就大不相同,干得好了可以步步高升,永无止境。在咱们国家,谁有权谁就有身份,谁权大谁就地位高。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赵大伯的话一点不假。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官本位”的观念早已深入了人们的骨髓。一个人唯有捞取个一官半职,才算实现了人生价值,才算有所作为,在平凡的岗位上,无论干得多么出色,在世人眼里,也是一事无成毫无出息。再加上目前政治体制存在的缺陷,官员们享受特权谋取私利,似乎已经顺理成章天经地义。因而,许多人不择手段地跑官要官也就不足为奇。
我并不是没有萌发过入仕的念头,其实,这个念头我早就有过。只因我高考的分数不太理想,报考师范院校容易录取,就当时来说,饭碗问题压倒一切,个人理想倒在其次。因此,我踏入师院大门,纯属无奈之举,大学毕业后别无选择,只有到学校里教书。然而,我身不由己地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教书这个职业倒挺适合自己。虽说做一名教师,在社会上默默无闻,不像行政干部那样经常抛头露面显山露水,但平和的环境、规律的生活,小日子照样可以过得有滋有味,富有诗意。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缘由,那就是我对当前的干部用人制度顾虑重重。在现实生活中,从上往下提拨干部比较轻松,而从下往上提拨干部则非常地不易。自己周围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许多干部在基层辛辛苦苦了一辈子,退休时能混上个正科级已很罕见,能升至县处级以上的更是凤毛麟角。而从上往下提就是另一番情景,在市里随便任个小职务,年级轻轻的下到县里至少也是个副处。所以我一直心存顾虑,只怕在官场里折腾了一辈子,付出了毕生的代价,到最后连这个小小的县城都走不出去,到那时后悔晚矣!何如我做个教师逍遥自在?同时还能为国家培养点人才。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生命只有一次,没有百分之一百二的把握,不可贸然地下赌!因此,我强烈的从政愿望经过日蚀月削,基本上变得可有可无了。
那天,赵大伯那句掷地有声的总结性话语,在我的耳畔彻夜回荡,经久不息。时代在变化,观念也需更新。继续等候观望无异于慢性自缢。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为了自己的前途命运,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我必须放弃眼前舒适安逸的生活,义无反顾地踏上一条布满了荆棘陷阱的艰辛之路,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闯荡过去。
我为这次转行,费尽了周折耗尽了钱财托尽了关系走尽了门路,而最终总算应了那句俗话:功夫没有枉搭的。今天的确是个值得记念的日子,我中午应当喝上两杯庆祝庆祝才对,心里美滋滋地想着。
前面不远处,百货二商店高高的墙体下,一个身着破旧藏青色工作服正在修理自行车的熟悉身影映入了我的眼帘。唉呀!刘超!我最要好的朋友刘超。我近些时只顾忙着调动的事,咋把他给忘了呢?
刘超呼哧呼哧地给刚补好的轮胎打完气,抬头猛地看到我正笑眯眯地站在旁边一声不响地望着他,兴奋得照着我的左肩膀狠狠地捣了一拳说:“王坚!近来忙的啥?咋也不见你个人影儿了?”
“忙啥?忙的大事!中午我请客,到家里再详细地告诉你。”
刘超听到我邀他吃饭,当然乐此不彼。他三下五去二忙完手中的活计,收拾好修车摊子,放在街对面一个亲戚家院里。骑上车子与我一起到家里去。路过菜市场时,我顺便买了四样菜:油炸花生米,卤豆皮,酱兔块,一斤熟牛肉。在我买菜的当儿,刘超从副食店里拎出来两匣酒说:“当个穷教员,平时也没人给你送个礼,屋里一定缺酒喝吧。”我和刘超过去是同学,现在是文友。我早摸透了他的脾性,他为人过于择己,从不占别人便宜,即便是亲戚朋友,也是如此。随他意吧,否则,这顿午餐,他会吃得别扭。
我居住在县一高家属院内,单位按标准给我分配了砖木结构的一间瓦房和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厨房。我妻子李晓华,已有七个月的身孕,正蹲在门口择菜,瞧见我满面春风喜气洋洋地拎着酒菜回来,知道事情肯定办妥,脸色马上由阴转睛,对平素令她生厌的刘超竟破天荒地表现出罕见的热情。她吃力地站起来,迈着笨重的步子,殷勤地给刘超倒茶让座。
刘超我俩系高中同学,毕业后他没升上大学,恰巧赶上县机械厂招工,他一考就考了进去。厂长听说他有点文才,就把他安排在办公室搞文字工作。上班几年来,他发表了不少的通讯报道和几十首诗歌作品,在我县文人圈子里也算小有名气。后来,机械厂倒闭了,他想调进文联却跑不来编制,做生意又缺少本钱,靠写诗当然不能养家糊口,而又无其它一技之长。厂里一名老工人出于同情,就教给他一手修车的手艺。此活虽说有点腌臜低贱,不太体面,但为了维持生计,他心一横,脸一抹,便把工作岗位设在了街头。
他认为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又做着高中语文教师,理应懂得文学创作,便常常拿着自己的诗文与我探讨,并鼓励我也抽空写点东西。起初,我一再向他声明说,大学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主要是培养汉语言文化承继人的,我对创作的确一窍不通。然而,不管我如何推却和拒绝,终究挡不住他的死缠烂磨。他甚而流露出不满情绪,说我虚伪保守,不够同学意思。为了保住同学友谊,我就只好冒充内行,对他的作品煞有介事地做一番点评,并依据当前流行的“愈是好诗愈难理解”的诗歌理念,对他的越是晦涩难懂的作品,我就越加倍地赞赏不已。渐渐地,他竟把我引为文友知己。
然而,小华却强烈地反对我与刘超密切交往。因为他们分属于世界观的两极,是天生一对势不两立的冤家。小华的骨髓里浸满了市侩的细胞,我没有对她的成长经历做过追根求源的探究,不知道她这种病症来自何方。按理说,这与她干部家庭的出身毫不相称。因为在我看来,象她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应当教养深厚品质高尚,而不应当是她现在这种样子。我心里非常清楚,她之所以能和我这个农家子弟走到一起,是因为一时的“文凭热”的迷雾遮住了她那双雪亮的眼睛。她虽说在文化局工作,处在文化的氤氲之中,可无论从那个角度观察,都寻不到文化人的丝毫痕迹。
大凡女人都有爱唠叨的恶习,而小华的唠叨更是不同凡响,她经常在喋喋不休的唠叨里夹杂着自以为是的训斥,听她唠叨,给你的感觉不仅仅是厌烦,更多的则是无边无际的恐惧。
关于与人交际这个问题,她不止一次地告诫我说,与人交往必须要有个选择,多与些官场里的同学朋友接触接触,学学人家的能处。象刘超这种人,会胡诌几句烂诗,就不认得自己是老几了,好像除了他,咱这里就没人物了似地。与他交往,除了传染给你一些消极颓废的人生态度,无别的任何益处。所以,刘超每次来访,她都没给过他好脸色。不过,刘超毕竟是个诗人,至少也算得上一个标标准准的准诗人,他的情怀和雅量不同常人,面对小华的冷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只管一心一意地和我谈天说地,胡扯海聊。
看来,小华今天真的高兴坏了,否则,凭她的个性,决不会轻易改变原则。
我和刘超不需要酒场里那些虚伪礼数,俩人持续不停地推杯换盏,纵情豪饮,一会儿工夫,一瓶酒所剩无几。我俩都喝到了极限,均已酩酊大醉,东倒西歪在沙发上。刘超借着酒兴,开口吐露真言,他不大赞成我放着好好的教书活不干,反去趟官场里的混水,并毫不隐晦地指出,我的性格也不适宜从政。我没有得来道喜之词,反招致批评之语,心里很不是滋味。不过,凭他的为人和我的关系,绝对是出自真心实意,我不应该小肚鸡肠,斤斤计较。
我郑重其事地回答说,我绝非鄙视教师职业,主要是因为我系农家子弟,又在家里排行老大,是家里的顶梁柱子。当今社会,明说不谈,如果无职无权,想办成个事非常困难。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解释,是希望能取得他的谅解,因为我不想失去一个纯洁率真的朋友。
我并非刻意对他隐瞒自己的政治抱负,这完全是我的性格使然。我处世比较消极低调,事成之前不愿声张宣扬。
半晌沉寂。
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从上衣口袋里摸索出一张折叠得皱巴巴的纸片,递给我说:“你——看看,我——这——首诗,怎么样。”
我小心翼翼地在桌子上把它衬平,只见上面歪歪邪邪地写着:
无题
无边无际的黑夜弥漫八荒
行路人茫然四顾不见方向
坐以待毙真个是羞愧难当
全力突围屡屡遭城墙阻挡
命中注定只该在原地流浪
脚下的野草无休止地疯长
凄风裹挟着苦雨呼啸作响
营养不良怎抵得虎豹豺狼
……
看完这篇半成品,我大跌眼镜。模仿,地地道道的模仿!刘超特立独行的个性一向让我心醉神迷。而这百十个文字,使他的形象在我的心中大打折扣。几天不见,他怎么庸俗成了这个样子?模仿是艺术的大敌,是二流艺人谋取成功的捷径。况且,你模仿谁不行呀,偏偏要模仿伟大的波德莱尔。波德莱尔是能够模仿出来的吗?请不要糟蹋了我无比崇敬的波德莱尔吧。
做为朋友,我本该直言不讳地点出他这首诗作的硬伤。不过,我还没有醉到完全丧失理智的程度,要提出意见,也不该选择这个时候,也许他可能要生出误会,认为是我对他反对我转行的一种报复。于是,我对这篇不知所云的文字,装腔作势地反反复复诵读了几遍,然后,呈恍然大悟茅塞顿开状:“好诗——好诗,有味道——确实——有味道!”
他醉眼朦胧地望了望我,似乎在说,你的话是真心实意?还是虚以应酬?
我想让他在沙发上多躺会儿,他着急着生意,醉醺醺地一摇三晃地推着自行车回去了。我也醉得迷迷糊糊失了礼节,没有出门相送。
我昏天地暗地睡了一阵子,醒来看到墙上的挂钟时针正指在四点的位置上,猛然想起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今天务必向校领导和同事们告个别,一来我平素与他们和睦相处,二来我目前还得占住单位的房子,不能来个不辞而别。我爬起身用凉水冲了把脸,增添点精神。
校园在家属院的西隔墙,它们分属于两个院落。我出了大门向右拐,沿红瓷砖铺就的人行道径直前行,心里琢磨着等会儿见了薛校长该怎么开口,才不至于使他失望伤心。尽管我转行的打算他早有所闻,但之前毕竟没有成为事实。单就个人感情和工作环境来说,我的确对学校难舍难分。校领导的器重和关怀,同志间的理解和信任,学生们的尊敬和期望……一切的一切都使我终生难忘,可以说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令我倍感亲切十分倦恋。
走进学校大门,迎面的影壁墙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金光闪闪的白底银字,再一次印入我的脑际。这句题词,伴随着我从小到大,直到如今,它依然能带给我无穷的力量和信心。毛主席一生做过不少的题词,我认为在他的全部题词当中,甚至可以说包括所有党的领导人的题词在内,都难达到这个题词的高度和品位。它浅显易懂又富于哲理,并且语言简约质朴,便于理解记忆。不像许多题词,即使你看上个十遍二十遍的,照样在脑子里留不下什么痕迹。即便出于需要强记下来,给人的感觉也是空洞乏味,平淡无奇。
我穿过教学楼过道,绕过图书馆右侧,展现在眼前的是学校宽敞开阔的操场场地,只见有一群学生正在那里上体育。我仔细地瞧了瞧,原来是我任语文课的一班学生。男生大都在打蓝球或踢足球;女生有打羽毛球的,有打乒乓球的,有几个聚集在一起进行跳绳比赛的;还有个别学生漫无目的围着操场瞎转悠的。突然间,一个黑白色块相间的足球从新鲜嫩绿的草坪上向我飞来,我习惯性地飞起一脚把它踢回场内。满头大汗疯狂奔跑的同学们看到我欣喜若狂。他们都知道我平时也喜爱踢球,便欢呼雀跃地高声大喊道:“王老师,过来一块玩玩吧。”“不啦,不啦,我还有事。”我高声做答。
我不想与学生们当面告别,这件事我经过了深思熟虑。因为我既不想对他们实言相告,更不忍心对他们欺骗扯谎,他们正处于感性丰富、理性不足的年龄,我不能给他们纯洁的心灵蒙上一层阴影。我宁愿他们今后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也不希望他们对我的离去而念念不忘充满遗憾。
操场东北角的那座浅蓝色三层小楼,便是学校的办公室和会议室。薛校长的办公室在一楼东角,我忐忑不安地敲开了他的房门。我上高中时,薛校长担任我班的数学教师,他课堂上严厉认真,而在课下却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那时没少向他讨教问题,他对好学上进的学生也格外关心,是我学生时期为数不多的恩师之一。
清瘦矍铄的薛校长正戴着老花镜伏案疾书,抬头看到我怯怯地进来,忙取下眼镜热情地挥手让座。薛校长平时公务繁忙,时间宝贵,我就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薛校长听后,没有立即答话,而是沉吟了片刻,尔后,一字一顿地缓缓说道:“以我的本心,真是舍不得让你离开,不过你年级轻轻,出去后机会肯定要比学校里多些,把你一辈子拴在学校,也不是领导们的心意,你的做法我完全能够理解。”他的话说得入情入理,合适得体,除了带点隐隐的惋惜之情,没有丝毫的责备之意。这或许是他的真心流露,也或许是他看到木已成舟,干脆落个顺水人情。且不管他的真实想法如何,反正经他这么一说,反而使我愈发地感到不尴不尬。为此,对住房问题我几次欲言又止,难以启齿。后来见他始终也不涉及这个话题,想必这样的场合提出不相适宜,便打消了此念,辞别而去。
语文教研组设在二楼中部,我走进去,偌大的办公室里只有江老师一人办公。去年寒假开学,学校制定了集体办公制度,不久,事实证明了这个决策的失误。教师背课不同于其它工作,它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十来个人扎成堆,你一言,我一语,叨叨个不停,根本安不下心来。因而同志们大都是到这里收发个作业,聊会儿天,真正来办公的人极少。
江老师长得瘦高,高颧骨、下尖脸、大嗓门,稍微口吃。他却是一个例外,经常来教研组里背课。他家庭成员多,夫妻俩加上二个孩子和一个老娘,三代五口人,受到学校的特意照顾,才分得了两间住房和一个小厨房。他的小儿子还没上幼儿园,在家里闹嚷得十分历害,这里对于他倒成了一个较为清静的地方。
他只顾专心致致地批改作业,直到我连唤几声,才发觉我站在面前,他肩膀倏地向上一耸,打了个激灵,大张着嘴巴,结结巴巴地说:“王、王老师,好、好几天没看见你了。”
他每逢遇到突发事件,脑子反映不过来时,就习惯性地张大嘴巴,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的情绪稳住。
我早已料到不可能碰见每位同事,然而,不管是谁,只要把口信捎给其他人,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所以,我就认认真真的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江老师。
他听后嘴巴张的更大了:“王、王老师,你、你真不简单,有、有眼光,干行政,将、将来有前、前途。我、我后悔死了,早、早些年,我、我好几个同学,从、从教育界出去,现在都、都当上局长、乡里书记了。我、我那时如、如果出去,至、至少也混上个乡、乡长了。也、也有楼房住了,在家也不、不会连个办公的地、地方都没有了。”
听完他最后这一句,我差一点没笑出声来。他见过哪个乡长在家办过公呀?真是迂腐透顶!江老师愈激动口吃得愈历害,显然,我的调动大大刺激着了他的神经。
不过,他的口吃也并非一无是处,他还为此而因祸得福。学生们了解了他的特点后,每逢他上课,教室里特别地安静,几乎听不到任何杂声。因为学生们谁也不敢惹他生气,知道他一旦动了怒,会很长时间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这样的话,一节课将要白白地付诸东流。所以,谁也不敢去充当影响大家学业的罪魁祸首。但是,校长们不知就里,还认为是他教学有方,便让他连任了十年之久的语文教研组组长。
课外活动的铃声响了,我正好收拾完自己的桌屉,把办公室的钥匙和一些公用物品放在一起交给了江老师,用一个塑料袋把我的私人书本用品装进去,提在手里。
操场上活动的学生寥寥无几,现在学生们升学压力极大,很少人利用这个时间进行体育锻炼,而学校对此项活动也不怎么强调重视。我无所事事地沿着椭园形操场悠了几圈,然后漫不经心地转到花坛附近观赏会儿花草,与正在修整花园的老校工寒暄了两句,又走到报架前随意浏览会儿报纸。我此时没有任何的目的和企图,只是想最后一回重温下校园里的生活。
我依依不舍地回到家里,小华已经把饭菜摆上了茶几,我胃里的难受劲还没彻底过去,随便喝了碗稀饭便收拾了碗筷。小华看我呆坐在沙发上楞怔。神色严肃地向我提出了建议,以后在机关里上班可不比学校,在学校里只要教好自己的课就行,而机关里的人际关系却难处得多,有时候即便你长十个、八个的心眼都不管用。今后必须多研究些人情世事,咱家里就有不少这方面的书,平时只见你买,可从没见你看过。特别是那本《厚黑学》,最值得研究琢磨。你脸不厚,心不黑,休想在官场里面混下去。
听完她的教导,我不禁哑然失笑。说心里话,结婚都一年多了,她对我并不真正了解认识。当然了,这也怪我没有与她多加沟通有一定的关系。我在大学,虽说读的中文,可我对文学并不感兴趣,骨子里却热衷于政治,课堂课外阅读了古今中外大量的政治人物传记和政治权术等方面的文章书籍,并且为了加深理解和记忆,还专门做了笔记,撰写了心得体会,虽然厚厚的几个笔记本在离校时不翼而飞,但对政治舞台上的权术计谋已了然于胸,只是没有机会在现实生活中施展而已。要早知道她也精通此道善长此理,我平时也就不必对自己的“专业研究”偷偷摸摸遮遮掩掩的了。
我觉得《厚黑学》并非像人们所想像的那般神秘,也并非像作者自诩的那般无所不能。它仅仅道出了做官必备的心理素质,并没有囊括政治成功的各个方面,诸如机遇,才智等等。书中曰:韩信能忍受胯下之辱,可谓面厚之极,所以能成就一番大业。这种观点未免失之偏颇,设若韩信胸无点墨,不懂兵法韬略,刘邦岂敢拜他为将,把千军万马托付给他?因此,这本书只揭示了为官之道的一般原则,并未涵概其全部内容,不必把它奉为圭臬。
倒是《三十六计》值得反复揣味。人生如战场,处处离不开兵法奇谋。我从书架上找出此书,躺在床上,拧亮台灯,细细地品味研读。
我到司法局正式上班的第一天,局一把手马涛马局长半公半私地给我进行了单独谈话。马局长五十开外年级,不苟言笑,文质彬彬,白白胖胖的脸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如果你与他素不相识,极有可能把他当成一位教师或医生之类的专业技术人员,很难联想到这是一个大局局长的角色。我初次见到他时,他就给我留下了这类人的印象。我根据多年来对政治人物的研究判断,这样的人做领导容易走向极端,要么是个忠厚善良手腕软弱的窝囊蛋,要么是个阴险毒辣,面善心黑的伪君子。他是我调入司法局的主要功臣之一,在整个调动环节中他这里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我通过在市司法局任副局长的表姨夫的关系和他搭上了桥。当然了,他情愿帮忙,完全是冲着我表姨夫的面子来的,但是从客观角度上说,我也不该忘记人家的恩情。马局长以领导和长辈的口吻对我谆谆叮嘱了一番,无非说些年轻人要手脚勤快,少说话多干活,平时注意学习,处理好同事间的关系等等教导人的陈词滥调。我强忍耐着性子听到最后,才得到他一个鼓舞人心的安排。他说我是学中文的,到办公室干文秘工作,能发挥出自己的优势。我非常清楚,在办公室里进步较快,没想到我第一步就走得如此顺利。
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理清本局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掌握每个人的性格特点,是站稳脚根的首要问题。两星期的时间里,我就基本完成了摸底调查,特别是对本室另外的三名同志做到了了如指掌,心中有数。我为自己惊人的工作效率而沾沾自喜。
办公室主任田兴,是个五十多岁的小个子秃顶老头,生着一张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面孔,经常保持一副乐呵呵的神态,对同事们从末发过脾气。他已过了“继续进步”的年龄,所以,他与世无争,与人为善,惟求退休前别在档案里被抹上一笔,就心满意足了。因而,他在局里威望不低,与他多加亲近,有益无害。
副主任常英,是位三十五、六岁的年轻少妇,皮肤白晳,高挑匀称,只可惜一张脸长得实在过于普通,恰如一个美观锃亮的新车厢装配了一个老掉牙的旧车头,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不过,她那对胞满、丰硕的双乳,给她增添了不少女性的魂力,再厚的衣服也压抑不住它的表现欲,远远望去,凸起来老高,仿佛在竭力向人们炫耀自己的优势似的,在这方面与它主人的本性如出一辙。常英的丈夫未满四十岁就爬上了县民政局局长的位置,是县里年轻有为的后备干部,没多少文化的常英自然把夫贵妻荣视为人之常情天经地义,处处显得高人一等,春风得意。单位里只听她到处叽叽嘎嘎,现鼻子现眼的,尤其是当她高兴起来时,清脆嘹亮的欢声笑语能响彻整座大楼。同事们都背地里骂说,这个浪货,咱局里已乘不下她。不过,她的长处与她的缺点一样地鲜明突出。她头脑简单,性格直爽,不拘小节,从不曲里拐弯。她没有什么野心,也许她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野心,因为她丈夫一人的野心就足够她们享用不尽了。因而与她交往不必小心紧张,处处提防。
本室的另一位秘书钱书刚,比我早进局里两年。他与我同龄,和我一样中等偏高的个头。我敢肯定,这家伙绝对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甚至还比我略胜一筹,因为他与我的情形极其类似。试想想看,他一个化学专业的大学生,原本在县制药厂当技术员,眼看就要评上工程师了,他竟然放弃自己的专业特长和即将到手的中级职称,转到行政机关当个一般的干部,假如他不是官迷心窍,如何也不会走出这步傻棋。特别是我刚进办公室时,从镜片边缘的余光里窥视到他一刹那虎视眈眈的眼神,就料定此人绝非等闲之辈。
接下来的步骤是抓紧制定战略战术。在战略上,必须坚持“尊敬领导,团结同志”的八字方针不动摇,至于在战术层面上,则要因人而异,因事而异,针对不同人、不同事,采取不同的方法措施,我为此制定了一整套切实可行详尽细致的计划方案。
最最让我大伤脑筋费尽心思苦无良策的是与钱书刚的关系定位问题。因为我俩的综合条件难分高低,并且又奔向于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的关系是向良性或是恶性方面发展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如果向良性方面发展,应当成为一对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亲密朋友;如果向恶性方面发展,那将会是一对旗鼓相当你死我活的冤家对头。
我屡屡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直想把他请到家里,喝上两杯,学着电影里地下党的接头方法,先小心翼翼地相互仔细打量一番,然后万分谨慎地对上暗号,最后紧紧握着对方的双手,热泪盈眶地说道:“同志,我可找到你了!”
小华听到我的荒唐想法,严肃地告诫我说,万万不可盲目行动,否则将会后患无穷,现在人心难测啊!谁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真乃英雄所见略同,我俩的顾虑不谋而合。在现实生活中,为一己之利,而背亲卖友的实例不可胜数。
目前我俩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并肩战斗,而是为了争夺名次。“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过是竟技场上体育精神的宣传口号。至于生活中的第一第二,大家都心知肚明。
思来想去,我决定对钱书刚保持一种微妙复杂若即若离的模糊关系,采取“听其言,观其行”的消极方针,一方面消除敌意 ,示以友好。另一方面,多留心眼,小心防备。
没多久, 我调到司法局的消息在整个家属院不胫而走,昔日的同事们碰了面自然少不了道贺两句,但我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到的则是言不由衷的醋意。不过,事情若是反过来想想,这也不算稀奇。如果我与他们对调一下位置,心中的嫉妒或许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的年轻教师,有几个不是朝思暮想着能有幸踏入行政部门。只不过是更多的人缺乏调动的机会。
要说天真纯洁还得数没在社会的大染缸里浸泡过的青年学子。我所教班级的学生们不仅没有对我撒开工作悄然离去而心怀不平,反而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祝福我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他们在一个周未的晚上,专门为我自发组织了一个联欢晚会。并兑钱给我买了相册、钢笔、笔记本、书籍等一大堆记念物品。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他们担心我忠厚老实,免得以后上当吃亏,为我精心选购了一本《说三国 话权谋》,一再央求我好好研究研究。